我父亲和村于部的关系不好，受父亲的影响，我误认为村干部都是欺负人的种。我长大后，练了一手好字。一天，村委主任给我打电话说：“老兄，忙不忙，不忙了，把村规民约写写吧。”我说：“不忙！不写！”村委主任一听很恼火。停了一会儿，我见村委主任带着住村干部到了我院里，住村干部是法院民事厅的副厅长，我知道他是搬来住村干部压我，我胸中的火气突然冲了上来，心想：“不写就是不写，你叫谁来，还是不写！”结果，住村干部见了我，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感动，他说：“老弟，忙不忙？挤点时间去把村规民约写写吧。哥在这里，保证不会让你吃亏！”我二话没说，只说：“行！”
这事让村委主任记在了心里。过了一个多月，住村干部回去了，我的工资也没有结算，又过了俩月，我找村委主任结算工钱，现在没钱，再等俩月，我又等了俩月，村委主任又说没钱！我知道他在刁难我，就和他吵了一架。从此，我找他的麻烦，他找我的麻烦。我经常写些反面稿子，什么村里用漏天影院胡弄老百姓，有钱建庙，没钱建学校等等，每次都是不疼不痒，处理的结果是雷声大，雨点稀，村委主任对此很烦感，到乡里，把乡党委书记挑起来，他们一起找我的事，闹得我不能过。
我知道是村委主任从中作梗。我和村委主任的关系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尚玉盘上任我们乡的党委书记，他上任后，不看我的缺点，只看我的长处，他说：“张克鹏写过村里的批评稿，那有什么不好呢？那是监督我们的工作，张克鹏是全乡的知识分子代表，我们应该尊重他，爱护他”。
我知道，他说这些话，作为个行政干部，包容了我的许多缺点。
当时，我家里很穷，刚典过礼，住了两间房子，屋子里窄得扭不过身。
一天，我到乡里去，尚玉盘书记说：“克鹏，听说你的屋子很窄，咋不批个房基？”
我心里有数，知道村委主任不给我批，也不愿意向他开口，就说：“我不跟村委主任说”。
“为啥？”
我也不说为啥？停了一会儿，他大概见我不好意思开口，就说：“我跟村委主任说行不行？”
我说：“那准行！”
过了两天晚上，尚玉盘和乡长突然到我的家里，把带的酒菜罢到桌上，说话间，村委主任骑着摩托车进到了我的院里。进去的第一句话就是：“哥，你出来，你批个房基，还得惊动乡党委书书记，你啥时候说，我不给你批了？快说，你想在那批？”我很不会说话，我说：“他不是比你的官大吗”！
我知道，村委主任也是揘着鼻子才说出这样的话的。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农村，若没有乡党委书记的包容和爱护，只会写些他们不欢迎的稿子，这种说话方式，这种办事能力是注定吃不开的。后来，尚书记又推荐我当了政协委员，又调到县文化馆，市文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