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叙事 返璞归真
第1335号《奉天文刊：特别推荐》作者：吴秉杰
——读张克鹏的长篇小说《吐玉滩》
记得有一位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在自己作品的后边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想写好乡村小说，就象农民增收一样难。”我们曾经把这类作品统称为农业题材的创作；可农村的实际早就超越农业的范围，各类制造业、建筑行业、服务行业许多都已为农民所占领。我们也曾扩大而把写农村生活的作品统称为乡土小说；但这“乡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精神上的联系？它的和我们共同的“传统“是什么？新意又是什么？更困难的是，在这写农村生活而又更多地是给城里人看的作品中，能否找到一种适合于它的、自己的独特的叙事方式？
我曾在读了张克鹏的小说第一稿后写了一段话：在历史与文化的坐标上，圈出了一个生存的栖息地，那是乡土中国的现实。浓郁的乡土气息，简约生动的人物，富有内蕴的民间语言，《吐玉滩》构成了一部有独特韵味的“世说新语。我认为张克鹏是找到了他自己的一种富有民间色彩的叙事方式。
读小说《吐玉滩》无论读者个人阅读的偏好如何，喜欢隐喻、象征、意象重构或含蓄抒情，都能被作品的开头和一些小标题所吸引，如“柳圈椅”，“一条街”，“‘水’的考验”，“黑土养的“，“聪明人也做蠢事”，“聪明人就是聪明人”，“雷公塔是不是要斜了”…… 它简素有力，恍然生动，它包含着暗示和象征，又全是口语。小说近百个小标题几乎构成了一条民间叙事的长廊，画出了小说不同的面目气韵。再继续读下去，你可能又要为作者的某种“执着”而感到惊奇，因为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高景富和褚大旺其主要品格贯穿到底，始终没有改变。小说是否缺少了些变化？我倒并不这样看问题。在我看来，好人变坏和坏人变好的事，可能在政治上或法律上来说有其重要性和教育意义，对于开掘人性、抒写人生命运的文学创作而言，重点却并不在于此。我们的性格、欲望、品格、追求大体是稳定的，它构成了我们人生基本的动力、基本的趋向、基本的表现和基本的限制。民间有“三岁看老”的谚语，朋友有几十年未见而保持的信任，都说明我们所接受的不同文化的滋润和已经形成的性格，对于人生的稳定的意义。
《吐玉滩》描写的是高、褚、王三个家族及其后人在黄河边上吐玉滩这一小小的村落中生存与发展的故事，也可以说是表现改革开放后他们如何重新普写历史的故事。高氏家族是被贬谪的官宦之后，到此生根安家，高景富敢作敢为，号称“一条街”。褚氏先人是逃荒的农民，到此地打工，又出了一个有志气的年青人褚大旺。王氏先人则是被打散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在吐玉滩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最大的家族，而坐上了“柳圈椅”的族长王春旺，却总不免患得患失。若说在高景富、褚大旺、王春旺三人之间的纠缠、矛盾和冲突中，作为带领村民们学大寨兴修水利的村支书高景富是因为跟不上发展的形势，而逐步地蜕化变质，沦为坏人，我认为那就小看了作品的涵义。事实上高景富最关心的是手中的权力，关心谁是村中“老一”、“谁说了算”，那是一以贯之的；他喜欢“玩人”，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是一以贯之的。他经常登上雷公塔，俯瞰这片土地，同时也营造着自己“心中的塔”，这一笔甚至于有着一种高简玄远的象征的意义。因此，高景富和褚大旺等事业的兴衰及其矛盾斗争，更深层的涵义是反映出了一种精神、文化的冲突，它同时也折射出了新与旧、由传统至现代历史的变迁。
张克鹏的小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小故事，如狗狗、小瘦孩、墨水瓶、陈寡妇等。
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也是既通俗又传神，常是顾左右而言他，包含着不绝的心理活动。我当然不是说《吐玉滩》已写得很完美，实际上小说的后面还是笔力有所减弱。然而，既然从宋元以后我们的小说便已在尝试着口语写作，五四白话文又提倡口语写作，现、当代赵树理等还在努力地实践着口语写作，那么象张克鹏那样含珠吐玉的口语写作，和民间叙事的探索，显然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作者简介：
吴秉杰，男，1947年生，汉族，上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曾赴农村插队务农，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主任。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论文《论新时期小说风格的多样化》、《近来小说创作文体变化散论》、《当代长篇创作的分类与评述》、《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探讨》、《命运的交响与变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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