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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把伪作画得比真迹还好

张大千:把伪作画得比真迹还好
来源:中国企业报道

 张大千是20世纪最传奇的画家。他是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也是天下第一造假高手;他是中国画家中作品最多的,在“亿元”时代不断创造市场奇迹。

  张大千曾论画:“画中要它下雨就可以下雨,要出太阳就可以出太阳。造化在我手里,不为万物所驱使……心中有个神仙境界,就可以画出一个神仙境界。”

  “大千世界——张大千艺术人生和艺术魅力”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从10月展至年底。山水、人物、花鸟、工笔、写意,手稿、诗稿、印章,宴请亲朋的菜单……还首次展出了泼彩画《瑞士云山》、《湖山高隐》,八幅四川写生组画《西康纪游图册》,在旗袍上手绘的荷花,以及中年自画像《戏写像斗方》。

  张大千的生活图景在200件展品中徐徐展开。他是20世纪最传奇的画家,少年遭绑票,被土匪任军师;未婚妻去世,跑去寺庙当了一百天和尚,法号大千;他对日本侵略罪行不满,遭日军软禁于北京颐和园。他是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也是天下造假第一高手;他是最有范儿的画家,家养虎猿,娶妻四房,还有红颜知己无数。他是中国画家中作品最多者,在“亿元”时代不断创造市场奇迹。

  画出神仙境界

  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张大千拜前清名士曾熙和名家李瑞清为师。1925年,张大千在上海首次办画展,100幅作品全卖完。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翘说:“张大千牢记石涛的‘搜尽奇山打草稿’,把中国走遍了。”

  张大千的画兼具八大、石涛的粗犷,唐寅、沈周的细润。30年代徐悲鸿就称赞:“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但是传记作家包立民认为:“倘若再推后十年,张大千赴敦煌礼佛,面壁莫高窟三载归来,也许徐氏会改口说‘张大千,千年以来第一人也’。”

  70年前,张大千携家眷和门生去敦煌取经。除了临摹壁画,他还清理流沙,修路开道,登记编号了309洞石窟,是为莫高窟编号的第一人。

  张大千的女儿张心庆回忆:“在临摹敦煌壁画时,父亲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窟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回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不是传他破坏壁画,甘肃那边让他走,他还会呆下去。”李永翘说。蒙受不白之冤,张大千在后来的《我与敦煌》演讲里,才第一次表白:那三年的敦煌面壁,是自己书生报国的方式。

  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道:“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

  “在我看来,张大千的泼彩泼墨在他一生是最具创造性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员郎绍君说。60年代张大千衰年变法,独创泼彩绘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传席说张大千的泼彩“对画界有巨大的影响,对刘海粟、谢稚柳、何海霞等或多或少都有启发作用”。

  “泼彩,是张大千发明的。古有泼画,今有泼彩;张大千的泼彩,有很深的传统渊源。中国当代画家,张大千数第一。”画家谢稚柳这样评价。

  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

  对徐悲鸿“五百年来第一人”的赞誉,张大千谦虚地回应:五百年来一人,说得太过了,太过则近于开玩笑了。但对自己的鉴定能力,张大千毫不谦虚地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还得意地说:“一触纸墨,辨别宋明,间抚签赙,即知真伪。”

  张心庆说,“父亲特别喜欢古代艺术大家,如石涛、朱耷、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只要是真迹,就不惜重金收藏,为此宁可不吃不喝不睡,甚至搭上了安家置地的本钱。买来后就不断地钻研、临摹。”

  大风堂弟子何海霞曾说,张大千战后在北平,买一新宅准备入住,忽闻琉璃厂从伪满人员处收来董源、赵佶等宋画数件,遂卖房,换古画。

  1944年成都举办“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轰动一时,藏品从巨然、黄公望直到八大、石涛等。张大千拥有的石涛真迹最多。他曾对友人说,“收藏石涛真迹最多时约五百幅”。

  这位鉴赏神手还是一代伪古高手。画家叶浅予说张大千是所有中国画家中最勤奋的,把所有古人的画都临过不止十遍。“他是身上拔一根毫毛,要变石涛就变石涛,要变八大就变八大,要变唐伯虎就变唐伯虎。” 台湾书画鉴赏家、史论家傅申说。

  “不仅古人,时人也学。”李永翘讲了个故事:张大千学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剑父在一旁惊呆了:如果不是自己在,一定以为是自己所画。

  张大千称自己是石涛的再生。画家陈半丁收藏的石涛精品册页是他画的,他用假“石涛”换了石涛鉴定专家黄宾虹一幅真“石涛”。他伪梁楷的《睡猿图》骗过了吴湖帆、叶恭绰等鉴赏家。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因专收石涛作品称雄收藏界,可张大千私下对好友说:“程霖生收藏的一百幅石涛画,十之七八都是我画的。”

  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宋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巨然茂林叠嶂图》、台北故宫(微博)博物院收藏的《二十一观音》、《罗释迦牟尼造像》等,其实都是张大千画的。

  张大千作伪,非议也不少。但傅申认为“张大千是血战古人,一关一关打过去,过关斩将,从石涛、八大一直打到董源去,后来到敦煌去。我认为他是跟古人竞争以后的一种表现,就是他要胜过古人,要胜过当时的权威鉴赏家,胜过博物馆里面的专家,所以最后其实对于他做的假画,他都是很公开地讲,这是我做的,那是我做的”。

  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的台湾学者王耀庭,也认为张大千是争胜古人,与古人对话。“张大千在旧金山的四十年回顾展上一一点评:‘我画得比唐寅、仇英还好’、‘我这张画超越了宋人’。”王耀庭说书画史上自认能超越古人的只有张大千和董其昌。

  为中国艺术在海外打天下

  《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说:“徐悲鸿、刘海粟和张大千是同代人,前两者都引进西方绘画。张大千去日本,后又到美国,他没感到中国绘画是弱的,要向西方学习,在从容中形成了他独特的面貌。”

  这种自信也体现在张大千的着装上。李永翘说,“张大千不管何地,都是一身长衫,脚穿布鞋,头戴东坡帽,表明他是堂堂中国画家”。张大千自己则说,“我就是靠手中的笔玩弄乾坤,为中国艺术在海外打天下”。

  早在1933年,张大千的画就征服了海外:《荷花》被巴黎波蒙美术馆收藏,《江南春色》被莫斯科国立博物馆收藏。1940年,张大千和哥哥张善孖(画虎大师)在欧美、南洋举办100多场画展,筹募20多万美元捐给国家抗战。1958年,张大千因花卉画《秋海棠》被设于纽约的世界艺术学会推为“当代第一人画家”。1961年纽约现代美术馆收藏了他的《墨荷》。1963年,他的《大泼墨荷花通屏》被美国著名刊物《读者文摘》以14万美元收藏,创下当时国画最高价。除了画,张大千的摄影作品《黄山云海》还获过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奖。

  1952年起,张大千侨居海外。他说,“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

  尽管频频奔走在世界各地办个展,张大千仍探索创作巨幅画作。他说,“画家必要有几幅伟大的画,才能够在画坛立足。所谓大者,一方面是在面积上讲,一方面却是在题材上讲,必定要能在寻丈绢素之上,画出繁复的画,这才见本领,才见魄力”。

  晚年张大千创作的巨幅画有《爱痕湖》、《长江万里图》和《庐山图》等。2010年中国嘉德(微博)春拍上,《爱痕湖》经过近60轮叫价,以人民币1.008亿元成交。而三丈长八尺宽的《庐山图》,是创作时间最长的作品,张大千逝世前一直在画。如今,《庐山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导览厅,与西周毛公鼎、晋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等国宝文物陈列在一起。

  2011年5月,张大千《嘉耦图》在香港苏富比(微博)拍出1.9亿港元。而这次展览也展出了张大千在白缎菡萏旗袍上手绘的荷花。

  张大千1949年画了三件旗袍,一件给了四夫人徐雯波,另两件给了备受宠爱的大女儿张心瑞。张心瑞和徐雯波本是中学同学。她悄悄问父亲,为什么送给姨(徐雯波)的是盛开的荷花,自己这件只是小小的荷花苞。张心瑞还记得父亲不无怜爱地说:“你是女儿家,是含苞未放的花。”

  “张大千一生大概创作了4万幅书画作品,是中国画家中最多的。他经常说,我视绘画如性命,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画到生命最后一息。”李永翘说。1983年,张大千为大陆友人、门生题赠画集12册,在画桌前突发脑溢血去世。

  张大千和毕加索

  杨继仁同志写的《张大千传》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如果能挤去一点水分,控制笔下的感情,使人相信所写的多是真实的,那就更好了。书分上下册。下册更能吸引人,因为写得更平实而紧凑。记张大千与毕加索见面的一章(《高峰会晤》)写得颇精彩,使人激动。

  ……毕加索抱出五册画来,每册有三四十幅。张大千打开画册,全是毕加索用毛笔水墨画的中国画,花鸟鱼虫,仿齐白石。张大千有点纳闷。毕加索笑了:“这是我仿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张先生指正。”

  张大千恭维了一番,后来就有点不客气了,侃侃而谈起来:“毕加索先生所习的中国画,笔力沉劲而有拙趣,构图新颖,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的毛笔,墨色浓淡难分。”

  毕加索用脚将椅子一勾,搬到张大千对面,坐下来专注地听。

  “中国毛笔与西方画笔完全不同。它刚柔互济,含水量丰,曲折如意。善使用者‘运墨而五色具。’墨之五色,乃焦、浓、重、淡、清。中国画,黑白一分,自现阴阳明暗;干湿皆备,就显苍翠秀润;浓淡明辨,凹凸远近,高低上下,历历皆入人眼。可见要画好中国画,首要者要运好笔,以笔为主导,发挥墨的作用,才能如兼五彩。”

  这一番运笔用墨的道理,对略懂一点国画的人,并没有什么新奇。然在毕加索,却是闻所未闻。沉默了一会,毕加索提出:

  “张先生,请你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好吗?”

  张大千提起桌上一支日本制的毛笔,蘸了碳素墨水,写了三个字:“张大千。”

  (张大千发现毕加索用的是劣质毛笔,后来他在巴西牧场从五千只牛耳朵里取了一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八枝笔,送了毕加索两枝。他回赠毕加索的画画的是两株墨竹——毕加索送张大千的是一张西班牙牧神,两株墨竹一浓一淡,一远一近,目的就是在告诉毕加索中国画阴阳向背的道理。)

  毕加索见了张大千的字,忽然激动起来:

  “我最不懂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除此之外,白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

  毕加索用手指指张大千写的字和那五本画册,说:“中国画真神奇。齐先生画水中的鱼,没一点色,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有些话看上去一无所有,却包含着一切。连中国的字,都是艺术。”这话说得很一般化,但这是毕加索说的,故值得注意。毕加索感伤地说:“中国的兰花墨竹,是我永远不能画的。”这话说得很有自知之明。

  “张先生,我感到,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毕加索的话也许有点偏激,但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毕加索说的是艺术,但是搞文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他的话?

  有些外国人说中国没有文学,只能说他无知。有些中国人也跟着说,叫人该说他什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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